1992年7月18日中午12时15分，天津海河两岸的船只齐声拉响汽笛，送别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。哀乐声中，人们将她的骨灰撒入河流，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——邓颖超。邓颖超临终前艰难吐出最后两个字：“李鹏”。
1992年夏天，邓颖超的身体已经很不好。
7月10日晚上，李鹏和妻子来到病房看望。
当时邓颖超几乎说不出话，处于半昏迷的状态。
身边的工作人员俯身在她耳边，轻轻告诉她李鹏来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病床上的邓颖超很费力地，用极其微弱沙哑的声音，唤出了两个字：“李鹏”。
之后，她便再次陷入昏迷。这两个字，成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。
很多人不太理解，为什么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呼唤的不是相伴一生的丈夫周恩来的名字，而是李鹏。
要明白这件事，就得把时间往回倒，倒回更早的岁月，看看这几个人之间，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结。
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后，其实有过孩子。
第一次是在1925年，那时候两人革命工作都非常繁忙，邓颖超觉得自己怀孕会影响工作，就私下里处理。
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严肃地批评了她，认为新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未来，不能这样轻率决定。
这件事成了两人心里一个疙瘩。
到了1927年，邓颖超又一次怀孕，这次她满怀期待想把孩子生下来。
可天不遂人愿，分娩时遇到了严重的难产，孩子最终没能保住，她也因此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。
这两次失去孩子的经历，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创伤，邓颖超把这些伤痛深深埋在了心里，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。
这份无法言说的缺失，让她内心对于“母亲”这个身份，始终怀有一份特殊而深沉的情感。
时间到了1931年，一位名叫李硕勋的共产党员在海南被捕牺牲，年仅28岁。
他就义前给妻子赵君陶留下一封信，嘱咐她不必冒险来收尸，唯一的要求是“带好孩子”。
这个孩子，就是当时只有三岁的李鹏。
父亲牺牲后，母亲赵君陶带着李鹏东躲西藏，在动荡的时局里艰难求生，一躲就是8年。
直到1939年，邓颖超冒着危险，亲自穿过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，在成都找到了这对母子，把他们接到了相对安全的重庆。
那一年，李鹏11岁。
在成都一家小旅馆里，邓颖超第一次见到这个烈士的后代。
李鹏因为常年跟着母亲躲藏，性格有些怯生生的，不爱说话。
就在他们安顿下来不久，日军的空袭警报突然刺耳地响起，爆炸声仿佛就在不远处。
年幼的李鹏被吓坏了，从床上跌到地上。
就在那一瞬间，邓颖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扑了过去，用整个身体护住了这个孩子。
这个本能般的举动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就像一个母亲在危险来临时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也许从那一刻起，某种超越了血缘的情感纽带，就已经悄然系上。
她护住的，不只是一个战友的遗孤，似乎也是在弥补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未能实现的守护。
到了重庆，住在曾家岩的办事处，邓颖超对这个孩子的管教是出了名的严格。
那时候物资匮乏，饭桌上有鸡蛋都算稀罕物。
周恩来有时心疼孩子，会悄悄把自己碗里的鸡蛋拨给李鹏，但邓颖超看到总会制止。
她不是吝啬，而是认为烈士的后代更应该学会吃苦，不能搞特殊。
她给李鹏喝很苦的药，要求他站有站相坐有坐相，规矩立得很严。
周恩来则用另一种方式关爱，他每次见到李鹏，都会轻轻拍拍他的背，提醒他“挺直腰杆，革命者要有革命者的样子”。
这两种不同的爱，一严一慈，围绕着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。
邓颖超的严格里，藏着的是一种更深切的期待，她希望这块好钢，能被炼成真正的栋梁。
1951年，李鹏即将前往苏联留学。
临行前，邓颖超送给他一副自己缝制的护膝，叮嘱他苏联冬天寒冷，要注意膝盖保暖。
而在护膝的夹层里，她还放进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一段话，大意是希望他要像他的父亲李硕勋一样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。
这份礼物很特别，护膝是温暖的关怀，纸条上的话则是沉甸甸的期许。
她把自己无法给予亲生孩子的母爱，和一位革命前辈对后来者的厚望，一起缝进了这副护膝里。
这份情感复杂而厚重，既有母亲般的细腻惦念，更有革命同志间的郑重托付。
此后的几十年，李鹏逐渐成长，走上了重要的岗位。
但无论他的位置多高，在邓颖超眼里，他似乎永远是那个需要被叮嘱的孩子。
1983年，李鹏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，那时邓颖超已经快八十岁了，腿脚不便，但她还是特意去了一趟李鹏的办公室。
她没有带任何祝贺的礼物，只是郑重地嘱咐他，地位变了，但不能脱离群众，不能忘记根本，要永远记得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。
这些话，和当年在重庆饭桌上的管教一样，直接、严肃，充满了殷切的期待。
她的爱，从来不是温柔的呵护，而是淬炼的火焰，始终在鞭策他成为更好、更坚实的人。
所以，那一声呼唤，是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的最终确认，也是她对自己那份特殊而深沉的情感，画上的一个安静句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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